“失联近四个月?我们不知道啊。”父亲余炯去世后好几年，因为他一个学生偶然说起，大女儿余晓蓉才知道父亲当年在川藏线上踏勘失联的往事，“这么多年，他从来没有提起过。”

解放前，余炯就是公路方面的专家。1950年修建川藏公路，他主动请缨前去。对于父亲在藏区的工作，当时只有4岁的余晓蓉没有多少印象，只记得一年最多能见到父亲一回。

后来父亲调回内地工作，相处越久，余晓蓉越知道，父亲一生，最艰苦的是在川藏线上，最骄傲的也是在川藏线上。

“我们在修建川藏公路时，连一份详尽的西藏地图都没有，更没有水文、地质、地震等资料。”时任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部政委的穰明德在一篇回忆录中说，甚至有外国公路权威断言，中国人在西藏高原上修路注定要失败。

1952年秋，川藏公路快要修到昌都时，面临选线的困难。工程师余炯带领一支小队，踏勘昌都至拉萨间的路线。为寻找捷径，他们翻越62座山峰，蹚过600多条大小河流，勘测出3200多公里的比较线，历时1年零4个月，来回走了5000多公里。

“在没路的地方修路，踏勘定线是第一步，然后才是测绘、设计和施工。”现年86岁、当时在康藏公路前线担任测设员的吕宁子老人回忆说，那时的踏勘队背着糌粑、帐篷，带着罗盘、计步器等最简易的工具，一头扎进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，“为开路者开路”。

由于山高、路险、林密，又没有通讯工具，余炯带领的队伍和筑路司令部失去联络近四个月。

当完成任务回到司令部时，一个个衣衫破烂、满头长发、胡须满腮、面黄肌瘦。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参谋长陈明义收下他们的踏勘报告，紧紧握着他们的手，凝视着他们历尽艰辛的面容。

穰明德的回忆录说，在整个川藏线，像这样的踏勘队伍共有10多支，他们总共翻越了200多座大山，徒步行程1万多公里，提出了7条比较线，收集、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计算出许多原始数据，为选择最佳线路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。

“父亲不是那种话多的人，从不讲他自己，只有谈到公路才说个不停。”余晓蓉说，这几年，她和两个妹妹拜访了一些图书室和档案馆，一点一滴搜寻和父亲相关的文献，包括一本名为《昌拉段踏勘纪行》的手稿。

余晓蓉说，她们想以此了解更多父亲在川藏线上的故事，并讲给后人们听，让父辈那种吃苦耐劳、甘当路石的精神一代代传扬下去。(新华社记者 惠小勇、胡旭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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