雷军和余承东越来越不掩饰对彼此的反感了。
雷军是小米集团的创始人和董事长，余承东则是华为消费者业务的领导者。小米集团与华为的消费者业务，在手机业务、物联网设备等领域展开全球竞争。两者最近一次交锋是关于企业研发。
今年4月接受第一财经在内的媒体采访时，余承东表示：“别的厂商发布的研发费用，他们跟我们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。他们是增长几十亿人民币，我们是研发费用200亿美元。”
此前不久，雷军在微博则说：小米只有十年历史，大家可以查一下友商在十周年时候的研发投入。更早一些时候，雷军更是称“华为不懂研发。干研发，没有钱是不行的。但也不是某些公司机械的理解，没有10%的研发投入就不行，那是胡扯”。
余承东与雷军对研发的理解分歧巨大。两家公司也在不同发展阶段。现阶段的小米，承受不了华为式研发强度;作为一个消费电子技术和资源的整合者，而非创新者，小米现在对高强度的研发需求也没那么紧迫。
从研发的绝对投资额来看，华为和小米之间差距明显。
华为在2019年的总体研发费用1317亿元。华为财报中未对各个板块的研发投入做拆分，上述金额既包括手机业务的研发投入，也涵盖了华为在传统通信业务领域的投入。不过，在2019年4月的一次采访中，余承东透露，华为手机的研发投入约60亿美元，近420亿人民币。
小米集团财报披露，2019年的研发开支是75亿元人民币。
从研发相对营收的比例来看，华为集团2019年的研发/收入比例是15.3%，小米集团的研发/收入比例是3.6%。
当下的小米，无力承担营收10%的研发投入，这会击穿它的盈利。
以小米集团2019年的营收2058亿计算，如果它当年投入的研发比例达到10%，则意味着205亿的资金投入。在小米的财报中，扣除研发开支、销售及推广开支、行政开支等费用后，它的经营利润是117.6亿。205亿的研发开支，意味着小米在2019年的经营利润是负值，-12.4亿元。
小米是一个手机硬件占主导，物联网设备日渐壮大起来的企业。它的业务结构和消费电子行业的领军者苹果公司有相似的地方。当前小米集团估值已经不低：苹果公司的市盈率是20.4倍，而小米集团的市盈率是21.5倍。
截至4月22日收盘，小米股价10.12港元，较上市以来的最高点已经腰斩。小米如果骤然提高研发强度，利润会大幅折损，下一个被击穿的将是它约2434亿港元的市值。
数据显示，截至2019年6月30日，小米集团第一大股东为Smart Mobile Holdings Limited，占已发行普通股比例27.12%。Smart Mobile Holdings Limited的全部权益为以雷军及其家人为受益人的信托基金所持有。这意味着雷军家族持有小米集团股份的市值超过650亿港元。
小米集团市值的大幅下调，是小米的投资者难以接受的，也是雷军本人难以接受的。
上市公司的身份，束缚了小米和雷军的手脚。反观华为，作为一家非上市公司，它享有更大的自由度。当受到美国制裁，国际市场剧烈萎缩的时候，华为做的事情不是收缩研发节省开支，而是加大投资、研发开路。
在通信等领域，华为的技术能力排在世界的前列。这意味着没有成熟的道路可以走，所以任正非在2016年曾表示华为身处“无人区，处在无人导航、无既定规则、无人跟随的困境”。在“无人区”做研发，意味着一定比例的投入将是试错成本，这部分解释了华为的高研发投入。
小米集团使用高通的芯片、三星的屏幕，以及国内成熟的产业链生产出它极致性价比的手机。成立十年，小米以2000亿的销售规模，成为世界五百强。这是了不起的成就。作为资源的整合者，它现在享受成熟产业链的红利，还无需做高强度的研发投入。
华为到了无人区、高通到了“无人区”、三星到了“无人区”，小米还没到。有一天，它走到了的时候，就需要付出更多的试错成本。届时，除了提高研发强度，它将没有太多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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